1929年8月，54岁的约翰·詹布鲁恩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在上海登上了前往美国的客轮“太洋丸”号，在抵达美国西海岸之前，客轮还将在日本和夏威夷停留。在他随身携带的铁皮箱子里，装着他在北京的所有影像记录，包括开设照相馆期间拍摄的所有底片，还有相机和照片、幻灯片、明信片，以及出版的画册。
1910年詹布鲁恩来到中国之前，他曾在美国军中服役，参加过美西战争。1916年，他在长城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路易丝·赫尔德琳小姐，一年后结婚。要不是因为身体健康恶化，詹布鲁恩不会离开中国。
这或许和12年前的那次受伤有关，当时张勋的辫子军进京复辟，在城墙上拍摄两军交战的詹布鲁恩被炮弹炸伤。
但这也只是他在北京用照相机记录的众多历史事件中的一件，1929年8月2日的《南华早报》这样评论他的离开：“詹布鲁恩先生在京开设照相馆19年，他的作品蜚声海内外，曾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期间发生在北京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
詹布鲁恩在北京使馆街开设照相馆的时间段，恰好同民国北洋政府统治的时间相吻合，因而他拍摄的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从某种意义上说构成了一部民国北洋政府影像史。
1912年，宣统退位，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月27日，临时参议会、临时政府派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汪精卫为专员，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2月29日，袁世凯治下的北洋军阀曹锟的第三镇一部在北京哗变，波及保定、天津等地，京津一带一片混乱。经此一变，袁世凯得以留在北京。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北京兵变”，又称“壬子兵变”。
北京乱兵在崇文门、东华门等处劫掠，前门外的珠市口、骡马市大街、琉璃厂等处也有店铺被抢，地安、东安两门外的火势最为猛烈。虽然事发突然，且乱兵出没，詹布鲁恩仍然在现场拍下了一组珍贵的“壬子兵变”影像。
在他的镜头中，民房商铺被毁，平民惊恐围观，东单牌楼被烧得只剩下了半边。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为了限制其个人权力和派系势力，内阁总理及成员的人选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内阁就更换了4任，可见多方政治斗争之激烈。詹布鲁恩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把自己的业务拓展到了北洋政府内部。
1912年10月10日，在武昌起义一周年之际，袁世凯站上了作为临时大总统府的前清陆军部衙前的阅兵台。他所检阅的部队并不是自己一手打造的北洋新军，而是包括前清遗留的拱卫军、禁卫军等卫戍部队11000余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袁世凯在向南方表现自己对军队的掌控能力。受阅队伍沿今天的崇文门内大街、东单大街北上，行至陆军部东南角后转向西，逐次经过阅兵台，接受袁世凯的检阅。詹布鲁恩就在检阅台对面拍摄了这次阅兵，这是袁世凯第一次出现在他的镜头当中。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1914年又颁发《祭孔令》，恢复祭孔规定，且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必须举行祭孔典礼。9月28日，袁世凯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礼服，由侍从官引导行礼，三跪九叩。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的第一次祭孔。
3个月后，袁世凯在天坛以大总统身份举行祭天典礼，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国家祭天庆典。内务部精心筹备了祭天大典，并按照复古基调对祭服、祭礼、祭品进行了详细规定。1914年12月初，修整天坛内外设施的筹备工程启动；19日起，袁世凯等各部官员开始了为期3天的斋戒，其中散斋两天、致斋一天；21日，袁世凯特发祭天告令。
12月23日上午6时，袁世凯乘汽车出总统府，在天坛南门外换乘礼舆到昭亨门，换乘竹椅至坛前。入门后，袁世凯率领百官登上天坛台阶，然后按照燔柴、初献、亚献、终献、饮福受胙、撤馔与望燎的流程行礼。
詹布鲁恩是唯一拍摄这一仪式的摄影师，当时的外交部也曾找来其他外国摄影师专门负责照相，但因为事先没有和警卫接洽，被挡在了天坛门外。
詹布鲁恩显然很满意自己拍摄的这组影像，其中部分照片被他洗印成不同尺寸售卖，并被作为重要内容收录于他出版的《北京系列》的画册中。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他的倒行逆施遭到各方反对，并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虽然袁世凯在遗嘱中提到“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但继任大总统黎元洪还是发布命令为袁世凯举行国葬。在他出殡的那天，鸣炮108响，学校停课，丧礼所用均为当时北京城内最上等的器具、仪仗。
袁世凯的灵柩由北京运至河南彰德安葬，路线是从中南海新华门出，沿西长安街经长安右门往东，至天安门前折向南上御路，穿过中华门、正阳门城楼进入瓮城，再向南穿过正阳门箭楼，转向西到达前门西车站，经由火车前往彰德。
詹布鲁恩在沿途拍摄了大量出殡时的照片，显然他借鉴了3年前隆裕皇太后葬礼拍摄的经验，那次詹布鲁恩是在正阳门城墙上，没能拍摄到太多近景和细节，从照片中只能看到熙熙攘攘围观的人群。
这一次以及后来1925年孙中山移灵时，他都选择在街边等待或跟随出殡队伍进行拍摄，以近距离捕获更多细节。
在北京开设照相馆的19年中，詹布鲁恩同北京各方政治势力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他的镜头中除了袁世凯外，还有陆征祥、张勋、曹汝霖等人，甚至还有溥仪及其洋师傅庄士敦的少量影像。其中溥仪在御花园与友人一同把玩相机的照片，无疑已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幅名作。
当然，詹布鲁恩也并非总是关注那些政坛上的风云人物。1919年，北京学生发起“五四运动”，詹布鲁恩也走上街头，用镜头记录了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业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
在他拍摄的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到不同身份的示威者手持“还我青岛”“青岛是中国的”“卖国贼曹汝霖”等标语走上街头。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下，各阶层人民多次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声援上海人民。詹布鲁恩再次拍摄了北京人民示威游行时的珍贵影像。
詹布鲁恩以一名照相馆摄影师的身份，记录下了他在北京所经历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然而在他北京生活的19年里，大部分日子是平淡无奇的。北京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清苦却平静。
来北京的外国游客是他开在使馆街的照相馆的主要顾客，詹布鲁恩拍摄了大量北京的建筑景观和民俗照片以迎合他们的口味和需求，紫禁城、长城、天坛、明陵、西苑、颐和园、圆明园遗址、景山、黄寺、古观象台、国子监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北京的驼队、摊贩、街边店铺、女子和孩童、手艺人和伶人也都被他用快门留下了永恒。
为了更大视角的拍摄北京城的全貌，他选择了宽幅转机进行拍摄。在北京饭店的顶层，他拍摄制作了近两米长的北京全景照片长卷（见本书开篇图片）。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他甚至搭乘热气球到空中去俯拍。这些影像对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变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影像资料。
2015年，在詹布鲁恩一家离开中国86年后，当年他带走的那只铁皮箱子再次回到中国。尘封的底片袋被打开了，反银的相片诉说着它承载的历史，这些影像中记录的历史事件让人如同身临其境。此外，詹布鲁恩对北京建筑景观和市井民俗全方位、多角度的拍摄，更让观者进入了奇异的穿越。
詹布鲁恩的影像，曾被制作成不同尺寸的照片、幻灯片和彩色明信片售卖，加之他使用过的摄影器材，成为民国照相馆生态、摄影技术技法和影像传播研究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特别是他留下的保存极佳的10英寸底片，不仅记录着大量珍贵的影像，还隐藏着一段段等待后人挖掘、研究的民国摄影史、民国摄影科学技术史、民国照相馆史和民国中西摄影文化交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