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大陆1500多名“红色特工”赴台，以期配合“解放台湾”。然而在“白色恐怖”时期，近千人被逮捕处死，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来。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赴刑前为他已怀孕的妻子留下遗书——“我只是这大时代中的一滴浪花而已”。
自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开始，两党就开始在隐蔽战线较量。国民党的情报机构主要是中统、军统以及后来的保密局，共产党的为中央特科。图为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攻下延安，延安公安局科长韩继恩（后左三）被俘后接受采访，他曾带领国民党挖掘掩埋好的情报。
戴笠、毛人凤、徐恩曾是国民党方面的巨枭，中共方面周恩来是最高负责人，下面有顾顺章、李克农、钱壮飞、熊向晖等人，后顾顺章叛变。情侦并非地下党的主要工作，统战、工运、学运都要做。图为1947年，南京爆发“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国特机构对共产党的侦察未得到多少有价值的情报。相反，国民党军队、政府内部却到处有人为中共方面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图为1949年，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前，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在销毁资料，以防落到共产党手里。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接受渗透任务的1500多名中共情报人员，纷纷与家人告别，或者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就上了奔赴台湾的大船。图为1949年，上海，国民党在撤走之前处死共产党人。
他们乔装成难民、小贩、商人、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迁台大军。而在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图为重庆解放后，新政府组织力量挖掘烈士遗体，进行安葬。
在这1500多名红色特工中，最著名的是“密使一号”吴石将军，赴台后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可以接触台湾防务最高级别机密。1950年，由于台湾地下党领导人蔡孝乾叛变，吴石被供出，与聂曦、朱谌之、陈宝仓一起被执行死刑。图为吴石四人行刑前写遗嘱。
朱谌之是中共华东局特派员，专门负责与吴石传递情报。在台期间，二人见面七次，吴石将拍摄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绝密资料的微缩胶卷交给朱谌之。朱谌之在被捕后一度吞金自尽，但被抢救回来。图为朱谌之在马场町刑场行刑之前。
刘晋钰1945年起任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四子一女都是共产党。1950年4月，台湾白色恐怖加剧，刘的三个孩子回到大陆。1950年7月，以“纵容左倾子女前往大陆”的“通匪”罪名与严惠先一起被处死。图为士兵对临刑前的刘晋钰（左）与严惠先灌酒。
还有这样一些“共谍”，因上线被逮捕身份无从查证，他们可以在台湾结婚生子，慢慢老去。也有一些幸存者生活在背叛的阴影中。图为1952年，台湾，苗栗山区下山投降的中共地下党人宣誓效忠国民党政府。
在台湾，国民党对红色特工进行屠杀，而在大陆，共产党也对国民党留在大陆的特务和残余势力进行了镇压。1951年4月，上海30个区和水上公安分局统一行动，逮捕了一大批美蒋特务、惯匪和流氓，这些人大多被处死。图为上海军管会人员捕获的国民党特务。
各大城市组织了反特动员大会、反特控诉大会。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召开公审宣判大会，判处特务王松涛死刑，他的罪名是“收听《美国之音》，散布谣言，挑拔工人间团结”。图为公审大会上的王松涛。
1958年，国民党军统特务杨进兴被逮捕归案，公审后被处死。杨进兴是军统特务，他曾杀害杨虎城将军和抗战时期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
20世纪50年代，台湾飞行员驾驶的美国U2高空侦察机，在中国大陆领空被击落后的残骸。
1963年6月，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的军民歼灭了从海上偷渡登陆的六股国民党武装特务。图为在歼灭“反共挺进军第91支队”的战斗中，缴获的美制枪支、弹药的一部分。
1964年，广东沿海，海军抓获的台湾特务。
1975年，中国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95名国民党特务和49名武装特务船船员，全部宽大释放。至此，自1962年至1965年间捕获的国民党特务已全部处理完毕。 图为被宽大释放的人员在领取新制服装等物品。前右为原国防部情报局上校司令袁祖遂。
但是，两岸的谍报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1983年4月，台湾国民党情报局华北地区特派员、北平站站长李家琪，特务交通员蔡苹，以及为李家琪提供机密文件的原中国农业银行监察司干部仇云妹均被逮捕。图为李家琪被捕时的情景。
2000年，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失利。同一年，在“红色特工”的喋血之地台北马场町的入口处立起纪念碑，碑文写道，“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期间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图为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
十三年后，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北京西山建成，用以纪念19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846个名字被镌刻在石壁上。纪念墙还预设大幅空位，留给更多的历史失踪者。旁边一段铭文：“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